第57章 傅斯年的《东北史纲》

    第57章 傅斯年的《东北史纲》 (第1/3页)

    傅斯年的《东北史纲》，出版于1931年，主要讲述和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

    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了撰写《东北史纲》这一想法。在1931年10月6日，他在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信中提到：“弟自辽事起后，多日不能安眠，深悔择此职业，无以报国。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，勉求心之所安耳。惟丁此国难，废业则罪过更大，只是心沉静不下，苦不可言。”该信中提到的“小册子”便是后来出版的《东北史纲》。

    在《东北史纲》的“卷首引语”中，傅斯年进一步阐明其两大撰写动机。

    其一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。

    他写道，中国东北问题已经几十年了。欧洲战争爆发之前，日俄交战，我为鱼肉。俄国革命以后，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《中俄协定》，中俄关系发生变化。其后，日本又开始大肆侵略东北，先后提出所谓的“大陆政策”、“满蒙生命线”，“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”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又对嫩江、锦州、上海等地发起侵略。而我们的国人对东北的历史所知甚少，所以有必要编写这样一部书，以普及相关历史知识。

    其二是抨击日本史家的“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”等错误观点。

    他写道，日本人的此类“指鹿为马”的论说本来不值得一辩，但他们竟然将之作为向东北发动侵略的一个理由，这就不得不辩了。

    1932年1月,国联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,成立了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,美、法、意、德等国组成的“李顿国联调查团” 。傅斯年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这部著作，并同时请李济翻译成英文，是要完成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，就是给李顿调查团提供历史根据。

    正如1932年2月6日，傅斯年在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、总干事杨杏佛的致电中所说：“前日本所决将拟编之《东北史略》赶于十日内成就，并应此地当局请翻成英文，须于国联调查团到前印出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年去后恐难进行，拟请院先派许先生或他位赴洛，年于十日内将书编完后即赴京、沪，此或是年此时报国最有效者。”

    也正如同年3月20日在给顾维钧的信中所写：“敝所编辑《东北史纲》一巨册，约于下月出版，其英文节略一小册，今已赶印成就，特寄上二十册，供先生及国联诸君参阅。

    傅斯年等人原计划是写类似于东北史一书，共分五卷,于五卷前有《卷首•引语》和《论本书用“东北”一名词不用“满洲”一名词之义》。

    第一卷《古代之东北》(傅斯年)，第二卷》隋至元末之东北》(方壮猷)，第三卷《明清之东北》(徐中舒)，第四卷《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》(萧一山)，第五卷《东北之外交》(蒋廷黻)。

    这里所说的是傅斯年写的第一卷，命名为《东北史纲》。

    傅斯年所著第一卷《古代之东北》,是从“自最初期至隋前”的历史,共五章。

    第一章为《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》,共四节。

    第一节：为“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”。在本节内容中,最为重要者当属傅斯年引用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安特生、步达生和日本学人滨田耕作、清野谦次的论点。1921年安特生在奉天(今辽宁)沙锅屯发掘一穴居留遗,“其结论云,彼在仰韶所发见之贝环,在此奉天穴居中‘惊人的常遇到’,且在此奉天穴居之下层中并发见带彩陶器残片,此种陶器‘正是在河南遗址所发见用具系统中最可注意的一事也。’”安特生“作结论云,‘此一奉天穴居之留遗,与彼一河南遗址,不特时代上大致同期,且正属于同一的民族与文化的部类,即吾所谓仰韶文化者也。’”

    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滨田耕作于1928年发掘旅顺之貔子窝。后经研究指出:“吾敢谓此地大体上仍多是中国式,文化上人种上皆然也。”京都帝国大学的清野谦次,对其人骨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,曰:“总结说来,貔子窝人在许多点上与近代中国人及朝鲜人较远,而与石器时代之仰韶村人及沙锅屯人为近。如想到貔子窝人与近代人种的体躯的关系,吾人可说,在甚多骨骼的形质上,貔子窝人对近代人种中,独与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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