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8章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(第2/3页)
持战争的国防工业，我们拿什么去抗日？这是一件悲剧。”
不得不说，胡适对抗战前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当时中国确实是“弱得不能再弱了”，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进口，没有像样的工业，却要去面对日本的飞机、坦克、重炮等先进装备，再加上国内军阀林立，常年战乱不断，国民政府无力掌控全局，还有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放纵，一旦爆发中日全面战争，确实前景堪忧。
出于以上考虑，胡适主张，对日作战时机未到，只有与日本谈判解决冲突，以便为抗战赢得时间，积蓄力量，“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解决远东问题”
当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时，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？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。
”九一八事变“后，大批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，高喊口号，要求武装抗日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胡适的对日妥协主张，招致舆论的激烈批评，甚至有人说他“媚日”。
但胡适依旧不改初衷，他表示，以卵击石并不是真的英雄，仅凭一腔热血救不了中国，“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”。。
和胡适不同，傅斯年是坚决主战。
九一八事变，北平学者集会，谴责日军侵华罪行，傅斯年即席讲演，首次提出“书生何以报国”的话题。
傅斯年还在《独立评论》和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中日亲善??!!》和《中华民国是整个的》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，极力主张抗战，反对妥协。
在他看来，“‘九一八’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，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”，他甚至认为，“九一八”与第一次世界大战、俄国革命“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”。
他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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