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章 傅斯年与刘半农 (第3/3页)
当傅斯年的拳头打过来后，刘半农也挥拳相迎，于是从语音比高低演变成比谁的拳头硬。只是，打过之后，谁也不计较对方，很快就和好如初，更加珍惜相处的情谊。
刘半农去世后，傅斯年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经历，具体情形虽细述不多，但打架的事却特别提及。很明显，这打架给他留下的不是交恶，而是美好的回忆。
刘半农留学期间著有《四声实验录》，完成于一九二三年，此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，研究。他特意跑到伦敦，请傅斯年给他作序。
按照傅斯年的说法，刘半农的著作是专门名家的书，请他这个外行人作序，有些不妥。而且他年龄比刘半农小，资历比刘半农浅，一再推辞。
刘半农却不以为然，一再坚持，常常催促。因为他们常在一起交流，刘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说的外行，也曾经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，只有他清楚著作的成书情况及其意义。
傅斯年推辞不过，只得依从。他集中精力写了一篇较长的序文，洋洋洒洒，将刘著的特色、价值、贡献、研究方法、学术地位等给予全面评价。
他写道:刘先生是位以言语学专门的人，于左文右史的忙劳中，抓定语音学，于语音学中，急于见鼓上出图的符验；这样的择路何等扼要，这样的选术何等迫切；但刘先生仍不舍推测故训的大本营；这样对付的法子，恰合这件学问在现在所处的地位和性质。
他结合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评价刘半农研究的途径，所下的工夫，说“以我所见，此时在国外的人，囫囵去接一种科学的多，分来去弄单个问题的少。这样情形，不特于自己的造诣上不便，就是以这法子去读书，也收效少的。”
“半农先生去中国后第一种贡献不是个泛论，不是个汇编，而是一个问题的搜求，他作学问的路走得何等明白。”
谈到《四声实验录》的价值，傅斯年说，四声是汉语中的普遍现象，也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，刘半农就这大问题进行实验、研究，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；而刘却说“这是个局于一方的小问题”，这种“太自逊的态度”是值得称道的。
他说刘半农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，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。这部著作算是“开宗明义第一章”，自然有许多“引人惊异”的地方。他说他相信，“这问题是极提醒人的问题，这方法是极刺激人的方法”，他开了这个问题研究的“端源”，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种实验和研究。
刘半农没找错人，傅斯年所做的是非常内行的评价。
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刘半农转入法国巴黎大学，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，攻实验语音学。
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刘半农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，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。同年秋，刘半农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，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，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，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。
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六月，刘半农为完成《四声新谱》《方音字典》和《中国方言地图》的编写，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、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方音，不幸染上“回归热”病，七月十四日在北平逝世，年仅四十四岁。